1964年，去兰州某工厂视察。在人群中，同志一眼认出了一位戴眼镜的女工。
惊讶地询问眼前人：“1959年我还见过你，怎么从那以后你就隐姓埋名了？连你先生也找不到你！这五年你过得怎么样？”
王承书这位工程物理学家，1913年6月26日出生在上海，她是当时中国科学院为数不多的女学部委员之一。她出生后不久，便随父母举家来到了北京。
由于过去封建礼教思想的影响，王承书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三从四德，母亲对她和姐姐管教很严格，稍有不合礼教之处，便会受到母亲的斥责，甚至会用家法“侍候”。
后来，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王承书有幸成了妇女解放运动的最初受益者。她同姐姐承诗一道走进了学校的大门，开启了新的人生。
从封建枷锁中刚刚解脱出来的喜悦成了她们求知的强大动力，姐妹俩如饥似渴地开始了苦学。以她们良好的天赋，加上比别人下得多的功夫，姐妹俩从开始便在学习上占居了鳌头，成为班里的佼佼者。但是命运总是反复无常，聪慧的王承书，由于体质较弱，常常遭受病魔的侵扰，时时不得不中断学业。但顽强的王承书始终不肯向命运低头，依然想尽一切办法弥补损失。
功夫不负苦心人，王承书终于考上了贝满女子中学（现为北京市第166中学）。1930年，梅开二度，王承书同姐姐一样，也被保送到了燕京大学，经过反复考虑后，她毅然选择了男性所偏爱的学科——物理专业。当年，燕京大学物理系共招生13人，其中就她一位女生。
在4年大学期间，王承书常常喜欢到姐姐的实验室去，看高年级的学生作实验，日久她便能帮别人做点事情。在那里，她也认识了后来的丈夫张文裕先生。
4年后，她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顺利毕业。当时，全班只有4人通过毕业。于是她便荣获了“裴托斐”金钥匙奖。但学业上的成功，并没有使她满足，之后，她又读起了研究生。
1936年，王承书研究生毕业了。然而，日本的野蛮行径，打破了当时一代人的美好理想。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她便随着逃难的人群从北平到了南京，又从南京到了贵阳。1939年，张文裕从英国完成学业回国，在西南联大任教。王承书得到这一条消息后，马上来到了日夜思念的未婚夫身边，在战乱中组成了一个幸福的家庭。
婚后的生活是甜蜜温馨的，然而，这并没使王承书放弃自己在大学时的理想和梦想，丈夫的理解和支持，使她更加坚定了自己做一番事业的想法。于是，两人便订下了一条约议：谁有机会，谁就出国。
机遇总是光临有准备的人。一天，王承书意外地收到了燕京大学物理系主任谢玉铭教授的来信，告诉她，美国密执安大学一对夫妇个人设立一项巴尔博奖学金，作为东南亚有志女性4年留学的经费。出于对她的帮助和偏爱，当年的这位老师自愿作她的推荐人，希望王承书申请这项奖学金出国留学。
“为什么已婚就不行？难道只有男人才能干事业？”王承书大胆地给该奖学金委员会寄去了自己的看法，坦率地告诉对方已婚，但是希望可以得到这笔奖学金的资助，表示，若能够获得这项奖学金，自己一定能干出成绩的。
一天、两天过去了，王承书掰着指头计算着回信的时间，然而过了时间还没有音信。算了，以后再想办法，正当她准备放弃时，1941年3月，一封密执安州立大学通知书飞到了她的面前，王承书终于如愿以偿了。同年8月，刚刚完婚不久29岁的她，离开新筑起的小巢，孤身来到了异国他乡。
在美国，她从师邬林拜克教授。在那里开始了不知疲倦的遨游。1944年，丈夫张文裕也来到了普林斯顿大学，从事研究工作。异地的相聚，使两人更加珍惜求学的机遇，虽然同在一国，但却相见甚少，只有寒暑假才能相会，这样的机会也成了他们探讨研究问题的一部分。
三年的拼搏，终于有了结果，王承书以其独特的观点、缜密的论证、准确流利的回答，顺利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
之后，她便开始了物理研究，范畴涉及核物理、稀薄气体动力论、统计力学等，一项一项成果随着四季的更替而瓜熟蒂落。1948年，与导师合作的论文《在稀薄气体中的运送过程》被纽约美国物理学会列为特邀报告。从玻尔兹曼方程入手研究在稀薄气体的运输问题，是当时高空物理和气体动力学中的热门课题，研究中，她发现了对麦克斯韦气体线性化的玻尔兹曼积分算符的本征函数及相应的本征值，解释了一些难以理解的问题，在理论界占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传遍世界各个角落时，无数海外学子激动地流下了兴奋的眼泪，急切盼望着回到祖国的怀抱。然而，回国之路却被美国当局堵死了，美国政府规定：凡是学理工农医的科学家一律不许回国。
王承书一家一等就是5年，对于一名科学家来讲，5年意味着什么？人生能有几个5年？
1954年底，王承书无意间在拉布拉多州一个邮局门口看到了一则不显眼的通知，看完全文后，她立刻感到浑身充满了温暖。经过周恩来总理在日内瓦会议上的努力，中美两国就中国科学家回国问题达成了协议：凡是愿望回国的中国人都可以回去，如有困难，可以找印度大使馆。
与此同时，他们又多了一项秘密工作：就是将一些科技书籍按规定邮寄标准六磅一包整理好，然后从几个邮局分别邮寄给北京的姐姐家。申请书交上去后，从此杳无音信，一年很快过去了，这一年里，他们采取这种分散邮寄的办法，总共寄回国内300多包书，重量达两千磅左右。
没有政府的许可不说，相反张文裕一家还受到了严密的监视和控制，美国政府还要求她每季度都要报告一次行踪。
这一切并没有挡住科学家的回国之心，王承书一家就这么执著地期待着。终于，他们盼来了回音，美国政府迫于压力，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但是却又设置了一道障碍：同意王承书二人回国，但你们的孩子是美国人，美国不能给一个美国公民批准到中国的通行证。
对美国政府的这一刁难，王承书夫妇感到异常愤慨，他们找到了印度大使馆，明确说，宁愿不要儿子的美国护照，也一定要把他带回中国去。
1956年11月一回到祖国，王承书便投入到了新的研究之中。此时的中国，百废待兴，许多领域都是空白。12月，三机部部长找到王承书，提出请她来抓铀同位素分离研究。
搞同位素分离研究，将意味着放弃自己熟悉的专业和多年来一直致力的课题。对一个正处于事业顶峰时期的女性来说，作出这样的选择，有可能失去即将获得的桂冠。既然出国是为了祖国，回国是为了祖国，搞研究也还是为了祖国，那么，现在祖国要自己来干这件工作，还有什么不能舍弃的呢。于是，王承书愉快地服从了组织的安排。随后，她便带领几名同志在一个崭新的领域开始了耕耘。
两年后，所里三大重点研究项目之一热核裂变，急需一名带头人。领导再一次想到了具有雄厚基础理论和创新精神的王承书，像上次一样，她二话没说，受领了任务。
从此，王承书办公室内多了一张简易床，一日三餐都在食堂，这里便成了她的家。
1959年3月，王承书被派往莫斯科原子能研究所深造。回国时，苏联专家赠给她一些书。其中《雪伍德计划》是美国最新出版的有关核聚变方面的书，对于中国发展核武器十分有用。于是在回国7天的途中，俄语基础很薄的她硬是凭借着惊人的毅力，将此书翻译成了一本热核聚变汉语基础教材。
1961年，正当我国第一个气体扩散厂马上建立时，苏联突然撤走了所有专家，并带走了全部资料，临走时，他们还断言：“这个扩散厂你们是建不起来了。”
王承书再次被请到钱三强办公室。钱三强神情庄重地问：“你愿不愿意隐姓埋名一辈子？”
随后，钱三强详细的介绍了有关扩散厂的情况，并传达了上级的有关指示精神，精确指出理论研究工作要为扩散厂上马起先导作用。
没有现成资料，一切都得从头开始，面对苏联专家撒走时遗留的数千台杂乱的机器，工作人员们一时束手无策。先从理论方面突破。王承书用一年的时间通过开办理论培训班，使20多名科研人员基本掌握了级联理论、分离理论、铀同位素分离的流体力学，为扩散厂的上马做好了理论准备。又用一年时间将数千台横七竖八的机器有序地联接了起来，并完成了级联方案的计算和审定，这是扩散厂启动的关键。
1964年，兰州浓缩铀厂真正开始启动投产。第一批样品分析结果出来了，曲线图上的点同原来计算的结果完全吻合！第二批分析结果出来了，吻合！第三批结果出来了，还是吻合！……启动一次成功！这为中国第一颗的诞生传来了佳音。
当得知这一喜讯后，亲自在写下“已阅，很好”的著名批示。而也在几个月后专门来到王承书所在的工厂视察。
在人群中，同志一眼认出了王承书，他惊讶地询问道：“1959年我还见过你，怎么从那以后你就隐姓埋名了？连你先生也找不到你！这五年你过得怎么样？”
虽然试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王承书没有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中，她找到了新的目标：丢掉洋拐棍，生产自己的扩散机。
这时，十年风雨席卷而来，王承书也没能幸免冲击。其间，她一直都没忘记自己的事业，并悄悄为下一个课题提前做准备。她刚刚被“解放”出来，便又秘密地开始了向激光分离铀同位素的研究。
1978年，王承书被调到部机关工作，才告别了20年住集体宿舍的两地分居生活。1992年，丈夫张文裕教授逝世后，王承书把她们多年积蓄的10万元人民币捐献给了希望工程；1994年，她又立下遗嘱，自己去世后，将遗体捐献给医学和教学单位作解剖，书籍和资料全部献给研究院，10万元存款和国库券捐献给希望工程，其余全部交党费。
1994年6月18日，这位伟大的女科学家终于离开心爱的事业，走完了自己不平凡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