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遥：无论ESG冷与热我没动摇过 ESG 36人

  这是属于ESG的黄金时代。国内政策面一片向好，千行百业、投资消费，无人不谈ESG。

  「ESG 36人」是36碳团队全新打造的内容IP，每期会邀请不相同的领域的ESG领军人物，透过他们的讲述，描摹ESG新生态，以及它如何以巨浪般的力量重塑商业世界。

  从业多年，这是王遥被问到最多的问题。提问者多是各大企业的一号位。随着ESG迈向强制披露时代，火热的当下，没有人会质疑ESG的重要性，也知道ESG非做不可，但再往前一步——如何做ESG，以及这能带来的价值收益，企业和投资者大多对此懵懵懂懂，半信半疑。

  行动暂时还没跟上。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院长王遥将ESG面临的现实境况概括为“意识上主流化，行动上被驱动”。后者是被动的，驱动力来自监管和投资者。

  换句话说，ESG正经历着充满现实主义色彩的审视和拷问。企业和投资者都迫切地需要一个故事，能够将ESG的商业经济价值娓娓道来。

  同时，她也听到、看到了不少真实且鲜活的声音和案例。有的大企业自己闷头做ESG，不敢对外披露，因为担心万一披露的不好适得其反会影响公司股票价格；有的上市公司不重视ESG，直到收到海外投资者的“警告”才开始用心做；还有的公司把ESG划成了董办部门的职责，其他部门觉得ESG与自己无关，不愿配合，董办说起来一脸无奈……

  王遥理解企业对ESG的顾虑、迟疑，甚至应付交差背后的商业逻辑，她也会经常遇到这一种的管理者。“我得说服他，我得影响他。”王遥会用充足的理由和证据向对方证明：企业不做ESG的风险更高，做ESG能带来商业收益——这位深耕绿色金融15年的学者，正在用现实主义的方式推动ESG。

  大家都意识到ESG的重要性，政策指引在推动，企业、金融机构、投资者的认知在逐步提升。但在实际行动方面，企业做ESG其实是受监管和投资者驱动。

  王遥：去年ESG在国内迎来爆发式发展，是一个标志性时间节点。我最大的感受是ESG信披标准逐渐完备，各家评级机构也蓬勃而起。

  去年我们也非常忙碌。一种原因是头部企业尤其是大型国央企，要提高个人的ESG能力和表现，做好信息公开披露。我们会向企业传递：需要先有提升ESG能力的全面规划，能力提升了，披露是水到渠成的事。可喜的是，这个观点已经逐渐被一些企业所接纳。

  另一方面，资管端与我们的合作慢慢的变多，投资者开始认认真真做前期研究，比如讨论生物多样性风险对投资的影响，我们这部分的工作量大大超过以前。

  王遥：2016年5月，我去台湾参加一个金融研讨会。当时主办方在会上发布了一条企业社会责任指数，名为“台湾永续指数”。我对此非常感兴趣，心想通过这样一条指数，能够让投入资产的人关注可持续发展，影响投资决策，进而引导长期资金市场践行可持续理念。这非常打动我，也想做这件事。

  当时我也认识了发布这条指数的施懿宸老师。回来之后我就设立了央财绿金院，施懿宸老师现在是央财绿金院的高级学术顾问。

  ESG当时是很边缘化的领域，尤其在长期资金市场，没多少人在意它。我那时去和中证金融研究院前副院长马险峰老师沟通自己的想法，他说会全力支持我们，同时也让我做好至少五年的前期准备。也就是说，别觉得提出ESG之后，大家很快就能接受，这中间至少需要五年时间。

  王遥：没有。我从2009年开始研究绿色金融，这在当时也非常边缘，我做了这么长时间，还是很能耐得住寂寞的。其实2016年开始做ESG的时候，国内绿色金融算比较有起色了，我已经走过了最冷门和最困难的阶段。

  我一直的观点是，不管一项研究冷与热，只要方向是正确的，有意义，我就会去坚持。这是我的信念，也是央财绿金院作为一个前沿智库应该去做的事情。它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法带来收益，但总要有人做先行者。

  36碳：早前您向别人介绍起ESG的时候，大家听到这个新鲜事物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王遥：我们从始至终都在做ESG的布道和传播。不管是论坛、沙龙还是各种培训活动，在各种场合但凡有机会，都会宣讲ESG。

  大家了解ESG后的第一反应通常是，这样的一个东西确实很好、很前沿。接下来第二反应就是，它能给我带来什么收益？长期资金市场非常现实。

  ESG是一种价值理念，不等同于公益。没有人会质疑ESG理念不好，说它有问题，但要让投入资产的人和企业马上去做ESG，将这个理念植入到他们的血液，就要经历逐步接受和转变的过程，还要给他们充足的理由和证据证明：不做ESG的话风险更高，或者做了之后收益更高——要让他们信任ESG，愿意一试。

  ESG就像一个需要挖掘的宝藏，它的重要性被低估了。一旦有一天人们发现它的真正价值，就会很喜欢它。

  王遥：我觉得目前依然没有突破此阶段。现在大家在意识上知道ESG很重要，但从实质上来说，还是有点懵：做ESG到底对我有什么收益？

  现实真的是这样。前段时间我在高校讲课，学员基本都是上市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级别，其中一位跟我讲，他知道ESG很重要，公司已在做了，但并没有主动去披露。原因是担心万一没披露好，反而会影响公司的股价表现。

  这代表了一批企业的想法。他们了解现在要重视ESG，也清楚自己必须做，但并没有充分认知到做ESG能带来的正面效果，对此半信半疑。

  王遥：认知上存在不足。我接触过的大部分企业为了做好ESG，可接受前期多花一点成本。但他们做ESG的起色并不大，原因是企业有太多顾虑。他们迫切地需要一个故事，讲清楚做ESG能带来什么价值。如果能讲清楚这一点，他们肯定会乐意推动。

  例如上述这位高管就是对ESG存在理解上的误区。他没有意识到做ESG会带来什么收益，所以更多考虑的是万一没披露好，会给带来负面影响。这种情况下，我得影响他。

  王遥：要让他了解，站在长期资金市场市值管理的角度，公司能够决定自己披露的信息。信息越透明，披露越主动，投资者会更看好。

  36碳：在您的从业经历中，既有任职高校的研究背景，也有近7年的投行工作经验，这对您理解和从事ESG有何影响？

  王遥：科研经验+投行经验，对我做ESG研究有很大影响。比如2016年我们开始做评级标准的时候，正因为我原来在投行工作，所以提出要警惕那些擅长披露但实际做得不够好的企业，防止这类风险。

  我们当时首次加入了“负面清单”。以前做投行都知道，披露出来的信息但凡仔细去看这中间的勾连关系，能找到蛛丝马迹。有一些企业真的很会做披露，但事实上他在环境、治理等方面做得并不好，我们应该找到信息去做对冲。在我们的指标体系中一旦有负面信息，企业的分值就会被拉下来。

  投行经验也让我非常理解金融市场的逻辑——想推动他们做ESG，要么是防范风险，要么是有收益有价值。理解之后我也更有耐心，接受他们会有一个逐步转变的过程。

  王遥：最主要的问题是，我们提出的一些建议，企业是不是会真正执行。这就需要不停地去影响对方。

  最重要的还是要影响企业管理层，尤其是董事会层面。只有他们真正重视了，才能切实推动ESG。不然如果只是董办或品宣部门来主导，企业的ESG很可能只停留在做好信披这个层面。

  举个例子，有一家地方国企之前并不关注ESG，直到他们的海外投资人发来一封质疑函，说他们的MSCI评级很低，再不提升的话投资者就要“用脚投票”。这才让企业格外的重视起来。

  企业邀请我们给他做ESG全方面提升，这也确实提高了他们的国际评级。现在他们很关注ESG，甚至在探讨对供应链进行ESG管理。

  从ESG能力上来说，企业要把大量有关信息系统性地集成到环境、社会、公司治理这三大框架之中，这非常考验他们对各个指标的理解，很多企业面临这方面的困境。

  对很多企业来说，ESG现阶段还没有真正融入实际业务，没有和业务部门、公司日常运营相结合，多数企业在这方面都还差一些火候。

  还有一点是，大多数企业没有系统性地推进ESG工作。ESG还只是某个部门的事，比如交给董办或品宣。除了具体负责的部门之外，其他部门会觉得ESG跟我没关系，ESG工作很难获得其他部门的理解。

  王遥：首先需要监管部门自上而下地带领企业和投资者，这是最快、最有效的方式。如果监管部门将ESG纳入考核，企业和投资者就会格外的重视。这种影响力就厉害了，所以自上而下的引导最重要。

  从企业视角来看，如果想要打破ESG只是某个部门自己的事，让更多人参与进来，有两条路径：激励和约束。企业想做好ESG，还非常需要董事会层面的格外的重视，也需要他们真正理解ESG的实质。如果只是出于监管驱动不得不做，企业的ESG可能会浮于表面。

  我的建议是，企业首先在ESG报告中要全方面覆盖自己所在行业特点、公司运营以及与利益相关方紧密关联的ESG核心议题，也就是要识别关键性议题——这是一份优质报告的基础，也是最重要的部分。企业在这方面要有全面规划。

  企业平时还需要注意收集ESG数据，应该在识别完关键性议题之后，就搭建起一整个数据收集的框架，平常就做好收集。很多企业是等到快要编制报告的时候再关注数据，那已经晚了。而且临时赶做这件事，数据的统计口径和完整性都会受一定的影响。数据是确保一份优质ESG报告的关键因素。

  在很长一段时间，企业对E（环境）维度关注更多，目前E方面已经逐渐完善了。下一步可以加强S（社会）维度，识别S方面的关键指标有哪些，比如员工权益、性别平等、社区建设。S维度很有中国自己的特色，比如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这些指标和议题在国际上是没有的。公司能够根据自己的行业特点去优化S维度的表现。

  36碳：今年以来有关ESG的指引、政策密集发布，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ESG为何会在当下迎来政策面的爆发？

  王遥：这是一步步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我们深度参与了一些政策制定的前期研究和讨论，事实上，有关部门早在2016年发布的《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中已经提出要披露环境信息，证监会和交易所也一直在持续推动，这期间要结合宏观经济、绿色金融发展的情况去不断调整和深化。

  比如国际可持续准则理事会（ISSB）去年发布了两项准则，之后我们发布的ESG信披指引也参考、对标了这些国际标准，相比过去进阶到了一个新维度。一些ESG地方政策是在推动绿色金融的背景下出台的，当前绿色金融发展到一定阶段，为ESG提供了土壤。

  （从更宏观层面来说）国家提出双碳目标、高水平质量的发展和新质生产力，都推动ESG进入快速地发展期。因为ESG是实现这些目标的一个主要抓手和工具。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政府和监管部门密集发布ESG有关政策及指引，是很成熟的时机。

  36碳：从沪深北三大交易所信披指引，到北上苏三城的地方政策，ESG正从长期资金市场走向地方产业，您怎么样看待这一趋势？

  王遥：ESG走向实体产业是必然趋势，三地率先推出有关政策非常有意义。因为长期资金市场不能单独运转，它要服务实体经济，否则投资者会面临无米之炊的境况。而ESG在长期资金市场的发展和规模增长，能够引导更多资金流入实体经济重点领域，促进实体产业绿色低碳转型。

  对投资者的引导加上对地方产业的引导，可以让ESG逐步深入到各个细分行业领域，理念和实践能够最终落脚到各个产业和企业主体，从而带来根本性的改变。

  36碳：ESG近年来在国内发生了很多变化，这在央财绿金院的具体工作中有何体现？

  2016年刚开始做的时候，我们提出评级标准要国际化与本土化兼容，这样才可以更精准地研究中国企业做ESG。之后构建了ESG信用模型和数据库，这些都为ESG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这些年我们还陆续发布了19条指数，目前正在做第20条，也开发了公募基金评级。在我们看来，ESG评级可以从城市、行业、主体以及项目这些维度去进一步拓展。大家的着力点普遍在主体层面，其实项目层面还有很大的空间。

  发现这一潜在需求之后，我们加强专业研究，掌握了有关数据和方法学，进而推出市场产品。在很长时间里，即使你做了这件事，大家也不会感觉它重要，不会用你的产品，但还是得坚持。现在我们已坚持到大家至少从意识上知道ESG主流化了。未来还有非常长的路要走，ESG需要真正的实际行动。

  36碳：有观点认为，目前国内针对ESG的标准、评级过多，甚至令人眼花缭乱。您对此如何看？

  王遥：有好多人向我表达过类似的感受，还有人问起这样是否有问题。这是他没有真正厘清其中的逻辑。

  从国内信披标准的角度，具有强制性的标准就出自证监会和国资委，不一样的企业依据相应主管部门的要求来做，其他标准比如出自行业协会的，都是自愿性质，企业作为参考即可，用来帮助自身识别所在行业的关键性议题。而国际上现在最主流的就是ISSB的准则。这样一拎，实际上并不多。

  信披之后就是评级。在我看来，应该鼓励市场上有各种各样的评级方法学，而不是指定某一家。我认为强调统一评级是不合理的，评级市场应该百花齐放，不能打压。评级是为投资者和企业服务的，他们都以为哪家评级更专业，更倾向于参考哪家，选择权应该交给市场，看最后谁能脱颖而出。

  王遥：我更倾向于将ESG本土化具体到ESG评级的本土化。这一过程中，首先一定要了解国际情况，起步时就和国际对标，因为我们有大量企业在海外有投资和项目。

  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明确做ESG评级的初衷，是为了引导投资者、企业建立起ESG意识和理念，使投资者将ESG纳入投资决策，做出更精准的判断，企业提高个人的ESG能力。因此ESG评级的一系列指标体系，是为了通过更精准的评价去引导信息披露。

  我认为要从为什么做ESG评级的角度去理解本土化这件事。有观点提到，推动ESG评级本土化是为了在国际上掌握话语权，我对此不是很认同。国际化与本土化兼容，才能真正的完成做ESG评级的目标，而不是过度强调在国际化与本土化之间二选一。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